纵 观艺术史，合作的传统历久弥新：从文艺复兴时期达·芬奇或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大师在工作室中与学徒的合作，到现代的吉尔伯特与乔治或克里斯托与让娜·克劳德等艺术双人组的合作，从超现实主义群体到当代的各种艺术小组，创造性的合作关系在塑造艺术史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。艺术家合作的形式也多种多样：在文艺复兴时期，大师们与学徒、助手一起在画室完成不朽的作品——这些合作往往是等级制的，由大师提出构想，学徒执行工作，但完成的作品被认为是独立个体的成就；在现代，艺术双人组和集体创作挑战了这种等级制度，将合作视为一种更加平等的交流，模糊了个人贡献与共同创作之间的界限。
李一凡个展“全知失能”展览现场，inner flow Gallery，北京，2024.9.13-10.20
但是，如果合作的对象不是另外一个或一群人类，会是怎样的情况？合作的理念在当代不断发展，技术工具已成为创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随着技术的进步，艺术家们找到了与机器媒介合作的新方法，从使用数字工具进行创作，到将人工智能视为创作过程中的生成伙伴，我们正在见证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：人类艺术家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合作。在这种合作中，人工智能既是艺术家的“学徒”，也是艺术家的“合作伙伴”，但这两种角色又并不互相排斥，而是构成了艺术家与人工智能的两种互动方式。这种转变引发了关于作者身份和美学价值的问题，即人工智能本身不仅被视为工具，还被视为能够影响最终美学价值的共同创造者。
李一凡个展“全知失能”展览现场，inner flow Gallery，北京，2024.9.13-10.20
人工智能就作为媒介工具和共同创作者参与了艺术家李一凡题为“全知失能”的个展，展出的全部作品均由艺术家通过人工智能完成。这样的行动和想法始于艺术家创作影像作品《杀马特我爱你》的时候。彼时，艺术家希望通过人工智能来制作一本关于“杀马特”的动画书或图像书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的认知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到后来，当艺术家去往各种工厂，看到自动化与现代化带来的生产、进出口及人际关系的变化后，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去重新思考一些问题，如“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媒介是否会带来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”，“当人人都说人工智能有诸多副作用的时候，我们能否主动做点什么，让它成为正向的，而非被动接受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”？
李一凡个展“全知失能”展览现场，inner flow Gallery，北京，2024.9.13-10.20
艺术家首先认为，和摄影、电影等媒介一样，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一种方便或高效的工具，它还是“这个时代的另外一种媒介”，一种能够改变当代艺术美学的媒介。它可能拥有自己的一套规则、可能性和局限性，“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方式让我们来做一些社会性艺术的内容”，或者以相对低成本的方式“更大胆地去做一些实验”。因此，与人工智能合作意味着，艺术家不仅仅可以将人工智能视作一种复杂的工具，还可以将其视作媒介美学的积极参与者。
李一凡个展“全知失能”展览现场，inner flow Gallery，北京，2024.9.13-10.20
就具体的合作实践而言，一如文艺复兴时期画室里的艺术家指导学徒那样，艺术家通过庞大的视觉艺术数据训练人工智能，让机器接受大量的教育，指导其进一步发展并生成新的数据。这一过程与传统的学徒制有相似的地方，只不过这里的学徒“有特别广的知识面”，是一台能够深度学习、综合海量信息并快速处理的机器。这又与传统的学徒有所区分，因为人工智能并不简单模仿，而是学习并生成全新的东西，即艺术所偏爱的“可能性”：它存在偏差，它存在惰性；它有能力分析和处理人类无法理解的视觉信息，它会以新颖的方式解读数据，找到人眼可能无法察觉的联系、模式和结构。此外，创作过程是无法预测的方案、模式和视觉与不断设定参数、输入新的设定，个性选择输出的磨合与协商。也就是说，艺术家不仅要指导人工智能，还要对其输出有所反应，“它通常只能完成0-1的工作，但是从1到2以及之后的工作就是在反复与其拉锯的过程中完成的”。
李一凡个展“全知失能”展览现场，inner flow Gallery，北京，2024.9.13-10.20
在此过程中，艺术家并未将人工智能当作一种纯粹的工具，而是扩大可能性的媒介手段。尽管人工智能在接受教育和学习的基础上生成了全部的图像，但艺术家指导着其生成的方向，纠正着它的偏差，放大着它的暧昧和模糊，纵容着它的错误。艺术家在作品的每一次“迭代”中，确保了每一项技术元素能确保最终实现自己所期望的审美价值。这个过程因此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反复进行的，每次迭代都意味着新的可能性和解决方案。这种“半主观性”或者“去主观性”或许可以构成一种偏离的美学效果，“它会产生一些意外，如构成图像意外，材料质感的意外，或者是有一些表达”，将艺术家推离惯常。
李一凡个展“全知失能”展览现场，inner flow Gallery，北京，2024.9.13-10.20
另一方面，与人工智能合作意味着，人工智能“可能带来一种二维平面创作的民主性”。对艺术家来说，资源的获取在过去意味着赞助、机构的支持等等，在现在则同时也意味着与新媒介等技术资源的合作。人工智能的普及及其技术门槛的降低，再次提出了“谁能创作”以及“如何创作”的问题；“它可以否定某种天才论，可以解决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问题”。艺术家不再需要大量资源或昂贵材料来探索创新美学，而是可以利用算法、数据来创作。即使只有极少的资源，如工作室、材料的稀缺，艺术家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尝试大型的项目，超越原本可能制约其实践的限制。
李一凡个展“全知失能”展览现场，inner flow Gallery，北京，2024.9.13-10.20
而且，人工智能也是一个中性的合作者。它并不选择或排斥艺术家的背景和理念，而是专注于处理数据和深度学习，并根据参数不断迭代输出、实验和制作。正如艺术家所说，“在一个具体限制越来越多的时代，当信息表达和采集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受影响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媒介上下功夫，在媒介上做扩展。其实，每一次技术进步都是一次艺术民主的机会，是让更多人表达的机会。”
文丨BADA
李一凡
196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，1991年毕业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。 现工作生活于重庆，美院油画系教师。
艺术项目：《一个人的社会》、《临时艺术社区》、《六环比五环多一环》和《外省青年》等的主要发起人之一。纪录片：《淹没》、《乡村档案：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》获得包括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沃尔夫冈·斯道特奖、法国真实电影节国际多媒体作者联合奖、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弗拉哈迪奖、香港国际电影节纪录片人道奖在内的数项国际性大奖，以及荷兰IDFA Jan Vrijman Fund电影基金奖和瑞士Vision sud est Fund电影基金奖。《杀马特，我爱你》在国内外文化界引起重大反响。
个展：2008年北京《微观叙事：档案》、2016年重庆《抵抗幻觉——日常生活的仪式》以及2019年广东《意外的光芒》等，较全面的体现了他在中国社会的现状下，用现实本身的超越性去创造新的美学的艺术思想。